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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日报丨文化周刊簸箕匠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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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岐山老簸箕匠崔治和说,他们这个行当拜的祖师爷是列国时的孙百龄、白原与毛遂这三人,传说他们三个结拜兄弟打死了秦国的大将王翦,玉帝降下罪来,他们无法逃避,只好躲到地窨以编簸箕为生。后来,所有的簸箕匠都称自己住在“神仙洞”,是“地下工作者”。

编筐编笼编簸箕,编箩编筛编篱笆,编绳编鞋编草帽。天地是一张硕大无朋的大网,用光线与时间、群星与云彩、雷电与山川编织着自己。人间也是一张无形有形的大网,有的人靠勤劳智慧,编成美梦;有的人信歪门邪道,编成噩梦。天地如经,男女如纬,人人都像梭子一样周而复始,以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编织着未来。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发明和使用工具。但自然却是人类的先生,始终在开启着创造智慧,点燃着发明火花。人们从鸟巢学会了垒窝,从鼠洞学会了穴居,从蛛网学会了编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足与工具优劣、多寡息息相关。草原民族弯弓射雕,人随草走,一顶帐篷唱歌跳舞度终生。农耕民族耕耘收种,筑城垒堡,百样家当辛辛苦苦恨不足。老关中是农耕文明的源头,数千年来始终领跑着器具制造。遗憾的是老关中有许多充满发明创造智慧的器具工具,至今还没有一本详尽的图文并茂的《器具工具大全》传世。而忽略了遗忘了这些须臾不可离开的家当,我们就会妄自菲薄人云亦云,幼稚地相信农耕社会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样一幅如轻音乐一样悠闲的画卷。

一粒米、一把柴、一锅水、一锨土、一页瓦,风不能吹来,鸟不会衔来,神不会送来,都是靠人像蚂蚁搬食才能到家。《新唐书·狄仁杰传》中说:“工不役*,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农家过日子,从生活工具到生产工具,“有头有脑”的不下上百件,比四邻六亲更亲近;“没眉没眼”俯拾即是,比诸子百家更实用。这些物件,大多阴阳一对,公母搭配,比如升与斗,水桶与扁担,钉子与榔头,蒸笼与笼盖,镢头与镢把,刀子与磨石,秤锤与秤杆,牛鼻绳与牛轭头,一如人的十指,粗细长短不一,各有各的用处,缺了哪个都碍手碍脚。而在众多器具中,单打独斗、能装能运、一物多用的当属簸箕。

簸箕是农耕社会一个活化石,记载文献可上溯商代。到了西周,簸箕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诗经·大雅·生民》曰:“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翻译过来,就是“祭祀先祖怎个样?有舂谷也有舀米,有簸粮也有筛糠。淘米之声沙沙响,蒸饭喷香热气扬。筹备祭祀共商量,取艾烧肉飘芳香。大肥公羊剥了皮,又烧又烤供神享,祈求来年更兴旺。”

因而说,簸箕在华夏大地一颠一簸,上下抖动了几千年,祖先所有的公粮口粮、主粮杂粮,都是从敞开大嘴的簸箕舌头上簸出来的。簸箕至今仍为农家所必备,足以看出这个其貌不扬的物件,确实有着独特的本领与顽强的生命力,精确的造型与设计,无时不折射着“简单易行”与“物用使其然”的智慧之光。

簸箕是所有工具中的一个神器,美观大方、实惠耐用莫过如此。《说文》曰:“箕,簸也”,即扬谷去糠,剔除麦衣、秕谷、稗子、沙土、柴草、贼豆(即不易煮烂又硌牙的豆子)等杂质。出自山野村夫之手的簸箕,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我甚至觉得用它簸筛粮食实在是一种奢侈。它应该是观赏品,也应该是珍藏品。新编成的簸箕,里里外外细密结实得如同古代将*的盔甲,洁净得恰似少儿的脸蛋,立起来像裁剪一新的裙子,放下来像水波荡漾的池塘或刚刚耕耘过的田地,敲起来也一如战鼓咚咚作响。簸箕是一个多功能的物件,虽不像铧犁那么尖利,也不像碌碡那么坚实,却能揽能晒能滤能扇风,也能挡风遮雨。簸箕虽没有火眼金睛,却能辨别良莠真伪,再小的柴草也休想蒙混过关。簸箕虽不是守门员,却能耐非凡,再乔装打扮的石子也休想鱼目混珠。簸箕也没有多少重量也没有肠胃,一口一口吃光了粮囤,但自己却没有咽下一粒粮食。有了簸箕把关,五谷才*灿灿、鲜亮亮,人们才能吃上不会轻易硌牙的白米细面。

宇宙是一张大簸箕,银河、太阳、地球、月亮一如跳动的米粒。中国则是一张小簸箕,莽莽昆仑是它的后帮,九州在它腹内躁动。万里长城也像一张小簸箕的后帮,五岳在它的怀抱安眠。中华文化讲究筑城、住宅要占簸箕形,讲究群山怀抱、绿水环绕,凡簸箕状的地形在风水家眼中都是阻风聚气、添祥纳福的福地宝地。《诗经》中用来形容岐山周公庙地形的诗句:“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实际上“卷阿”就是簸箕形,难怪周公庙一带被岐人称为“簸箕谷”。西周的这张簸箕很神奇,它揽拾的不是五谷而是天下风云,鼓足干劲一颠一簸,颠出了勇气,簸走了懦弱,延续与开创的是中华文脉。

老关中两山夹一水,也是簸箕形。南山北山为人们准备好了编织各种器具的柳条荆条桑条竹条藤条铁杆蒿。《诗经》提到的树木有50种,最多的是桑树。桑树与梓树在古文化中的地位很高,两者一个养蚕结果、一个是栋梁良材,人们心疼地下不了手随意砍伐它们。于是人们把目光盯向了漫山遍野越砍越旺的柳条等。柳条确实柔弱,但将它们编缀在一起,就立马显示出它的坚韧与筋骨。

簸箕的品种有大簸箕、小簸箕,变形的叫笸篮,有大笸篮、小笸篮,有圆笸篮、方笸篮、梯形笸篮;也有盛馍笸篮、针线笸篮、旱烟笸篮等,有的也叫箩筐。笸篮的做工较之簸箕简单点,但工艺更讲究图案花样,有人过日子很珍惜,给其涂上老漆或猪血,人老几辈还用旧如新。簸箕是工具,做簸箕也靠工具。铁镰、方锥、槽锥、钩针、拨停、绳锤、捋篾刀、铁夹、尺子等,是簸箕匠的好帮手。一个大簸箕,至少要用近根柳条,横条根,竖条42根,边沿用数根粗柳条当边骨,缠缀后帮的则要用趁湿剥下的柳条皮,外行人往往误以为宽窄一律的柳条皮是竹篾。簸箕舌头也是用轻薄匀称的柳木板制成。簸箕周身除了合成的细线绳细麻绳,无铁无钉,无榫无卯,无孔无胶,更不用硫*熏、颜色染,一似天衣无缝。

编簸箕有复杂的工序与工艺,也照样独具匠心。砍伐柳条,讲究季节,有春条、夏条、秋条。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槐柳楸梓梧柞》说:“至秋,任为簸箕。”意思是秋天砍伐的柳条是最耐用的上等货。砍伐柳条是个钻山下沟的吃力活,衣服常被荆棘挂得稀巴烂,手脚上布满了道道伤痕,也时常担心受到野兽*蛇的攻击。而砍下的柳条多含水分,从深山搬运回来辛苦异常,但为了保护水分不使干燥,簸箕匠往往趁湿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往家赶。编簸箕的第二道工序是剥柳条,传统的方法是先在大口蒸锅中蒸上几小时,再用碌碡碾上几遍,柳条皮与骨才能骨肉分离,在蒸柳条时,火候、湿度都尤为重要,随时要掌握,不可掉以轻心,蒸得太老了,色泽不白亮,蒸得太嫩了皮不利。在此基础上,还要用手套上铁夹,一根接一根捋去毛茬,这时的柳条才像葱根一样泛白,散发着清新纯净的香味,比馍馍出笼的味道更强势,比解开松木板的味道更诱人。塑料与拖拉机问世后,聪明的簸箕匠找到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剥皮方式,即用塑料纸将柳条包裹成捆,增加温度湿度,再用胶轮拖拉机反复碾压,成倍提高了工效。

据岐山老簸箕匠崔治和说,他们这个行当拜的祖师爷是列国时的孙百龄、白原与毛遂这三人,传说他们三个结拜兄弟打死了秦国的大将王翦,玉帝降下罪来,他们无法逃避,只好躲到地窨以编簸箕为生。后来,所有的簸箕匠都称自己住在“神仙洞”,是“地下工作者”。这个传说无考,只有赵国的毛遂自荐出使楚国,以“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而促成楚赵合纵,名载史册。但恒湿恒温冬暖夏凉的地窨地窖,确实是编簸箕的最佳场所。地窨地窖口子小,深达三四米,很像缺水地区的水窖。簸箕匠蹲在里面犹如战士蹲在战壕,心无旁骛,也无人干扰,一心一意编织着梦想。编簸箕一如妇人织布,先经后纬,他们先选好粗细一般长短一致的柳条,然后在尺子上缠上细绳,定好中基线,铺好八眼眼条即经条,再穿梭横柳条,横压竖、竖压横,一边收放绳子,一边用槽锥缠沿子,挤压得柳条密密匝匝、均匀美观,连头发丝的缝隙也没有,而绳子勒出的近千个棱槽像云贵高原的梯田,至于边框包角,最能显示簸箕匠的神功,柳条皮塞进柳条中,缠得多了,妨害整体平整,缠得少了,用不了多久就露筋露骨,由此可窥出匠人之艰辛、手艺之精良。

我是在岐山益店镇晁村见到92岁的簸箕匠崔治和的。他可能是关中寿数最大的簸箕匠,他的身子还硬朗结实,一天还能编一个簸箕。他说他早年丧父,15岁就跟人编簸箕,不久就能每天编两个簸箕,一年至少要编天,我帮他算了一笔账:这辈子他竟编了4万多个簸箕,摆开来比西安古城墙的周长还要长!他带出的徒弟有12个,不过大多下世了,还能做的只有3个。他的手艺活近到关中,远到甘肃河南,现在老了,儿子不让编了,可他觉得闲得慌偷着编。闻知要上报纸,老人家乐得有些发急,他带我上了二层阁楼,里面堆满剥了皮的柳条,说年纪大了,不能上山了,这些柳条是从汉中洋县贩子手中买的。为了方便,他还种了一亩九分地的柳条。他拿出他编成的各种簸箕和笸篮,向我夸耀着自己编的东西有多好多细。下了楼,他又拿出自家用了多年的老簸箕,自信地敲敲说:“一点儿也没走样,再用几十年也没麻达!”他翻开工具包,如数家珍似的讲述着它们的来历与用场。他说尽管塑料制品光亮便宜,但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有污染,寿命也耐不过簸箕。簸箕至今在农村还有市场,也不愁积压,一个零售能卖到元。但这老手艺是要失传的,因为青年人瞧不起。他说,自己窝着腰编了一辈子簸箕,也没落下个关节炎什么病,记者能采访我这个不识字的簸箕匠,给我能增寿五年!

簸箕匠是社会的缩影与存照,也从一个侧面给出了物价表。崔治和老人讲,民国年间,一个簸箕可换一个响元,抗战开始,物价飞涨,一斗麦子值两千元,日本投降,落到五百元,临解放时,国统区发行的纸币天天贬值,只好要粮不要钱,一个簸箕能换斗二升粮,解放后进入合作化,一个簸箕值四元,人民公社时,簸箕匠每天挣一个半全劳力的工分,那时簸箕用量也大,成为生产队的一项副业,也没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簸箕匠虽然很辛劳,但簸箕是抢手货,尤其是岐山的簸箕匠心灵手巧,编的簸箕俊样结实,平凉、西安人套着马车一车一车往回运。岐山益店镇晁村崔西组,过去有簸箕匠50个,益和村有簸箕匠数百个,是宝鸡有名的簸箕村。另外,关中的合阳县和阳村是有名的簸箕村,据《合阳县志》载:“和阳村的柳条簸箕,向为本县土特名产。”上世纪50年代,全县有三个簸箕合作小组,拥有簸箕匠43人,时全县簸箕编织达到鼎盛时期。

俗话说的“无艺不养家”,也可说成“无艺国不强。”不独簸箕匠是“大国工匠”,老关中这个庞大的供销市场,还活跃着像草帽匠、笼匠、席匠、筐匠、竹匠之类的编匠,他们同样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工巧匠。《诗经·小雅·鹿鸣》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西周时金属稀少,祭天敬祖的器具多用茅草藤条编成的箩筐。箩筐不比编簸箕那样讲究,但箩筐的实用性却不能低估。比如西起临洮东止山海关的万里长城,至今都是世界最大的工程,那无法数计的石头沙子夯土,要耗费多少箩筐装运,算也算不清,还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人称“皇上路”“圣人路”的秦直道,土方工程之多,无人知道用了多少箩筐。还有遍布关中的帝陵,硬是用*土堆成了山,也有箩筐的功劳。那遍布关中的城墙,也是一筐一筐的泥土筑成。《新唐书·志·第二十七·地理一》记载,位于关中京兆府的土贡有粲席,同州的土贡有龙莎,凤翔府和陇州千阳郡的土贡有龙须席,正是苇席、竹席、草席这些统称为炕席的凉席、温席,让唐朝京城的官民睡了个舒坦。史载盛唐时长安人口多达百万,想必席匠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了席,才有了拔锅卷席、夺席谈经、匪石匪席、割席分坐、挂席为门、居不重席、卷席而居等此类的成语。但要知道,编席吃的是“坐席饭”,一张席从备料到成品,都像壁虎一样全身伏在席面,腰腿弯成几折,双手布满了伤痕,哪张席都留有席匠的鲜血,到老了,鲜有腿脚利索的席匠。

因地制宜,靠山吃山。凤翔县堪称关中的“艺人县”,泥塑、画匠、木匠、铁匠、小炉匠各种手艺人比比皆是。比如凤翔盛产麦子玉米,但令人惊奇的是麦秆玉米皮的价值超过了粮食,这是因为凤翔人眼里有水,把草编看成了摇钱树。据《编在凤翔》一文说,凤翔草编普及到8个乡,涉及品种达到0种以上,年产值超过千万元,比如编草帽这种“大路货”由人工转向机器,现在再由机器回归到手工花样草编,有的做成了小天使,有的做成了人物、动物,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凤翔还盛产竹背篓,仅南指挥镇从业者就有四五百户,有的老者舍不得丢下老手艺,还在编着销路冷清的牛笼嘴、粪笊篱。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代诗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从些小遗憾转为不虚此行,但也轻轻扣开了一个久违了的话题,即我们祖先的门面并不阔气,广大乡间多为柴门席门篱笆门,可谓“瓮牖绳枢”,还有那些边远村落的篱笆墙,也让人深思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史圣司马迁是一个深知“国之本”“民之本”的大师。他谙悉的不仅是“帝王经”“将相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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